合肥中院院长:当代法官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2010-4-1

 
 
     2010年肥市法院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三年大培训正式拉开序幕,第一期培训班有来自全市法院的一百余名干警参加。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培训是人民法院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理念、提升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此次培训的形式和内容体现了多层次、跨领域、宽视野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创新性。
    合肥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许建对此次培训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对培训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且在第一期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发表了题为《当代法官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既是一次培训动员,又是对近两年来法院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进行的一次总结,更为将来法院发展指明了方向。讲话内容全面深刻,政治色彩强烈,信息纷繁呈现,观念超前领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思想性、实践性和现实针对性。讲话中,许建院长系统总结和提炼了两年来的工作理念和施政思路,从法官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以办案为中心、又好又快办案,要争创一流、要坚持能动司法、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等八个方面,明确提出对全市法院干部的工作要求,对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当前法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讲话发表以后,在法官中引起强烈反响。
 
     法官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
     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回顾和学习一下几个政治名词和术语,这是党员法官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铺垫。包括如下:
     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政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基本国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对于这七个政治术语,广大法官应先熟知掌握。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证明,政治方向问题至关重要。这是我们开展法院工作需要明确和把握的根本问题,也是当代法官需要深入学习和掌握的首个课题。因此,我把它放在了我所要阐述的八个问题的最前面。在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做到立场坚定,不容半点含糊。正确的政治方向之于法院工作,这就如历史上“南辕北辙”的故事一样,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我们的司法制度再改革、再发展,我们的法官再敬业、再努力,也只能背离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越来越远。我主要讲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从政治上、感情上、理论上对我们的司法制度、法治发展道路做到认同;二是广大法官在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充满发展自信和感情归属的基础上,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三个至上”指导思想。
     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全国政法会议代表和大法官、大检察官时强调: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司法制度、怎样建设司法制度的明确回答。永康同志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如何正确认识、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的重要制度成果,是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他根植于中华民族数千年连绵深厚的沃土,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的精华,创立于民主革命根据地时期,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时,发展、壮大于改革开放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法制观、法学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的司法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发展前景的司法制度,是具有与时俱进品格和不断自我发展能力的司法制度!近期我在《海外文摘》上看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在海外感受中国的崛起》,说出了一个海外游子在国外对中国发展崛起的切身体会。中国取得这样于世瞩目的成就,作为我们法官,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实践者,也应该感到自信和自豪。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成功。
     国内有很多“知名的”专家学者,包括我们法院系统的部分同志,认为只有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才是最完善的,我们的司法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模仿西方建立先进的司法制度,甚至可以照抄照搬。事实是这样吗,应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呢?我认为应该从司法制度的最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最显著的优越性、最灵活的适应性来理解。
     一是最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学习借鉴社会主义苏联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如人民检察制度、人民陪审制度、二审终审制度、法理学中的许多基本理论、刑法中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学说等都是从苏联借鉴来、经过本土化改造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注意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我们的很多立法、很多程序设计,在起草制定时都注意研究参考国外的法律。应当看到,象我们国家这样,在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年的短短时间就能建立起如此完备、优越的司法制度,真正实现司法制度的与时俱进,确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告诉我们,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发展过程。反观西方国家,其法治进程经过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的时间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当前他们也常有对其司法制度有修改和完善的需要和愿望,但受制于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制肘的政治制度,往往是有心难为。
     二是最显著的优越性。党的绝对、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势,这是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所无可比拟的。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应对金融危机取得的明显成效,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有些境外学者明确提出,要关注、重视研究中国模式。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唱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现在却在反思,提出要研究借鉴,从中得到启示。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制度具有实实在在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最具有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的司法制度。这种优势就是能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广泛动员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几个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相互配合、共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形成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就是能够科学有效地配置各种社会资源,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纠纷;就是能够组织协调全国的执法、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集中处理社会管理与发展那种最突出的问题。近期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去年由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组织开展的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广泛动员各个部门的力量,积极参与、相互配合、共同投入,才有了活动的良好效果,司法的公信力和威信进一步提高。
     三是最灵活的适应性。中国具有自身独特的国情。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法制历史短暂,民众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由农耕社会发展而来,讲究人情,讲求“以和为贵”,传统上民众有“厌诉”、“惧诉”心理,不喜凡事对簿公堂。断诉决狱,审清是非、明辨曲直,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诉使无诉”、“刑期无刑”,使社会秩序重归和谐,才是最高境界…。中国的司法制度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独特的国情。我们是“熟人社会”,素有“和为贵”的传统,孕育了被誉为“东方经验”、目前被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广泛借鉴的调解制度。现阶段我国有13亿人口,又处在社会深刻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矛盾纠纷多样多发,如果不实行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原则,何种案件都一判了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难以建立…..正是因为国情和历史,我们的司法制度在充分考虑和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因此,适应我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之所以向往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故意忽视: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制度必然是从根本上决定于、奠基于又服务于、反作用于一国的经济基础的,其反映的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的必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学过法学基础理论包括外国法制史的同志应该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归根结底是有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是由该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相同的司法制度,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司法制度。这是一种常识。
     从外国的司法制度分析,很容易明白。大家都知道,美英与德法同是西方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相同,但其法律制度却分别归属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存在重大差异:美英实行判例法,允许法官造法;德法实行成文法,法官只能解释、适用法律,绝对不能创设法律。即便同属一个法系,其司法制度也有诸多不同。如美英同属英美法系。美国的司法终审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手中,而英国的司法终审权却长期掌握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上议院手中,直至2005年才有所改变。在美国,诉辩交易非常广泛,90%甚至更多的刑事案件都通过这一程序处理;而在英国,却根本禁止诉辩交易。又如德法同属大陆法系。在德国,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检察机关是独立于法院设置的,行政法院属于司法机关;然而在法国,检察机关却设在法院内部,行政法院归属于行政机关等等。其他差异在此就不赘述。
     试问,如此多的司法制度,学哪个国家?搬那种制度?我们到底该照搬那一种,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拿回。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那种动则以西方国家的司法理念、司法模式来对我国司法制度说三道四,盲目主张照抄照搬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观点,是糊涂的、错误的,实际上根本也行不到的。美国当代法社会学泰斗、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在论及中国的司法制度时表示,“如果中国由久经继承的现有法系而改采英美法系,将是一个极大错误……中国循着已走的道路向前走去是最适当不过。”一位西方学者尚能客观和清晰地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做出判断,我不能理解,为何我国许多学者甚至是法官还对外国的司法体制“念念不忘”呢?“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引进别国的司法制度,非但不能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只会带来动荡、混乱,只会阻滞、破坏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清醒认识。现在很多国家也在研究学习我们的司法制度,如我们的调解制度,我们的少年审判制度等,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要有信心,要有自信。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在我国,法治说到底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这一根本政治任务服务的。人民法院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大家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人民法院这个国家机器是为党的利益服务的,是为基本路线服务的,法官不仅要对法律精通,还要对政治、对社情民意了解,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官。“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是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工作必须要自觉运用“三个至上”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也是经常讲的“法院工作脱离不了政治”。
     “三个至上”指导思想讲起来是理论问题,实践起来是个具体问题,还有个情感判断问题。我们大多数干警是既懂法律又懂政治,但是有少部分法官对此不太理解、不大关心,对法院的性质、地位、指导思想模糊不清,认为我只要办案就行了,其他可以不管。现在有很多法官抱怨“法官难当”,我也有同感,法官既要懂政治,又要了解社情民意,还要熟知法律,不断地进行专业知识的更新,而在地位待遇上又与普通公务员没什麽区别,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既然选择了法官职业,就必须要履行职责。实际上,法官是很难当,很多案件寻求效果之间的平衡和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比如,前段时间政府出台的加强渣土车管理措施,规定渣土车公司对每台车要交保证金30万,前后排的车牌字样要放大,加大对渣土车肇事伤人的监管力度。政府这样做有没有错,渣土车横冲直撞、肆意撞人,百姓反映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针对特殊情况采取措施无疑是需要的,效果也是好的。但如果设想一下,渣土车公司不服管理,一纸把政府告到法院,我们该不该立案,该不该判决?如果从法律层面上讲,政府行为于法无据,肯定败诉。但真的这样判决,将会引起什麽样的后果,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在判案的时候,要不要将这个背景、市情及社会的效果考虑进来。一个案件到手以后,是个案问题还是共性问题,是一般问题还是热点问题,案件判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都要考虑,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也许有的同志认为,我是审判员,法律规定“我独立办案”。这实际上有一个认识误区。大家翻一翻宪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里指的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人民法官”,这个概念问题要搞清楚。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句话,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要接受人民监督、党的监督和领导的监督,这个绝对不能强调我审判、我独立办案,我该怎么搞就怎么搞。作为审判人员,必须自觉地接受党组的领导。如果是重大案件、疑难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相统一或者影响社会稳定,最后影响的是法院的整体形象,败坏的是党的声誉。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理直气壮地加强党的领导。“三个至上” 是一个办案的根本原则,不是说什么案件都要往里套,实践中如何去把握、去理解、去运用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广大法官要学会思索,学会理解,自觉运用。
法官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讲到这问题时,我想起了到法院后遇到的第一件案子,很多人都知道的“公章案”。案件并不复杂:一个股份制公司由安徽方和江苏方合资成立,安徽方是董事长,江苏方是总经理,后因经营发生矛盾,江苏方诉至法院并胜诉。江苏方依此要求执行,把公司公章交由其保管。就是这件案子几年执行不下来。法官当时的理由是,法律上行不通,一是公司董事会开不起来,无法形成变更决议,二是安徽方是现任董事长,是法人代表,只能交付给他。这样就陷入一个旋涡中,没有办法,只能法院暂时保管。但是这样矛盾并没有解决啊,双方都在反映,矛盾依然存在。后来,我组织大家研究,拿出一个方案,将公章交给江苏方,安徽方已经败诉,交给总经理没有什麽不可以。案件就这样解决了,避免僵化司法的不断纠缠。回过头想,法官的理解也没有错,但是这样我们解决不了问题,等于“无用功”。这就要求我们法官要在办案过程中解放思想,真正解决问题、破解难题,这才是法官的真本领。
     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考察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恒古不变,必然日久衰亡,惟有日新求进,才能兴旺发达。解放思想的正反事例在历史上比比。18世纪的英国,只是位于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岛国,属于典型的田园牧歌式的传统农业社会,长期居于“文明世界”的边缘。然而就是这样的小国,依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神学的桎梏,经过“光荣革命”创造出君主立宪制新框架和相应的经济制度,作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第一个全球金融资本中心,曾一度是殖民地遍步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其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大,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英国从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创新文明。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开始衰落,也是因为它文化中的保守因素阻碍其改革创新,因而慢慢落伍,逐步沦为二流国家。而我们中国的晚清巨变,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反面教训。清朝“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辉煌的时代之一。19世纪初全世界有10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占了6个。但清朝统治者面对地球另一端同时蓬勃兴起的工业革命、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拒绝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他们限制工商业萌芽,视为不合祖宗成法,于国无利的“末业”。蔑视科学技术,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淫巧技”,闭关锁国,自侍“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顽固地拒绝开放,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意识领域一潭死水。仅仅100多年时间,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心的地位。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魔术般的变化,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全世界有识之士为之震惊。这些兴衰史警示我们,只有思想的解放,才有人类的进步,安于现状,固步自封,最终会被时代淘汰。任何一个国家、单位、个人都要与时俱进,都要不断解放思想,否则,“不进则退,小进也是则退”
     这些历史或许已经久远,很多细节大家没有切身感触,让我们将目光投入到改革开放这30年。在1983年,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在后座的筐里装了三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20年前,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自己开了铺子作生意,就是让人看不起的“个体户”,是一个不受体制保护的流浪汉。对比今天,有很多事现在看来竟是如此荒谬和不可思议。而这一切都是源于解放思想带来的变化。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正式得益于几次解放思想高潮,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突破了发展的禁区和障碍,重点解决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使全党全国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思想解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着力解决中国发展方向、道路、重点和框架问题,确立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我们合肥这几年的发展历程也同样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合肥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城市建设的8车道、10车道、高架桥,现在的汽车时代我们如何应对,如果没有我们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没有建筑理念的改革,我们的城市容载空间如何容纳现在的城市人口。我们之所以成为三大家电城,也是这几年坚持不懈地抓招商引资的结果。回过头看,我们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每一个重大进步,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得益于解放思想。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什么时候就有发展;什么时候弱化解放思想、保守僵化,什么时候就停滞倒退、陷入被动。
     中国现在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无论是在信息化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生物科技领域,还是在航空航天、高铁建设、军用科技领域,都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作为法官来说,也要紧跟时代潮流,跟上沿海发达地区审理案件的步伐。这两年我们合肥法院提出了“跳出合肥看法院”、“跳出法院看法院”,从思维意识和眼界观念上打破了原先的封闭状态,也尝试了很多改革,围绕“又好又快”办案、司法公开、审判管理、队伍作风、廉政建设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如98%结案目标的提出、网上排名制度、上下班打卡、司法统计制度、审委会改革、刑事制度改革、专职廉政监察员制度、网上庭审直播等等。毫不讳言,刚开始的时候,不少同志不认同,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也不相信能坚持下去。经过这两年的实践,合肥法院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才认同了,相信了。所以,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对这种怀疑的态度,我们允许,要得到100%的赞成是不可能的,“三个代表”也只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全体群众的利益。想到当初提出98%结案目标的同时,很多人认为不可能,我说没有不可能的事,结果连续两年实现了98%的目标,在我们的带动下,省内其他中院也开始接近或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但有一点需要强调,由于案件基数不一样,合肥法院在如此大的案件任务下,达到98%更不容易,我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大家做到了。现在回头想一想,没有认定目标的执着,没有创新工作的勇气,没有埋头苦干的精神,能达到今天的结果吗?所以,要坚决冲破一切陈旧观念的束缚,坚决革除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弊端,坚决克服一切害怕权利调整的心态,以开明的态度、包容的胸襟、热情的服务,争创一流的法院。
     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尝试从一开始都确定是对的,都能保证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我们必须要去尝试、去努力,否则,谈何争创一流,我们只有落后垫底的份。今年我们陆续推出了一批改革举措,如前段时间进行的网民对话、法庭开放日、远程庭审等等,都走在全省的前面。这里要强凋的是,对待改革,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同志,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包容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非常重要,就是领导和同志们之间要相互信任,这也是一个单位有执行力的前提。可能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是我讲要不争论,不怀疑,小平同志指出:“对待改革,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的两面性时,这样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对于我们今天也一样,甚至更无须担心,我对我市法官的能力和水平有信心。合肥法院具备这个能力,况且我们目前很大程度上还在重复先发地区法院已经做过的事情,很多时候考虑的是如何与我们法院实际结合得更为好一些。
   对于普通法官来讲,被动的接受和理解改革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善于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加强学习,打破思维惯性和工作惯性,主动灵活地适应情势和任务的变化调整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这就需要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审视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体制机制方面的不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博采各地之长,力创工作之新。解放思想不能泛泛而谈,无的放矢,要针对我们在思想作风、工作机制和体制、工作效率和效果、队伍建设方面,找准病灶、对症下药,一旦确定改革目标,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开拓创新,在内涵上都要求我们意志无比坚决、行动无比果敢,突破那些条条框框,打碎那些坛坛罐罐,干出新意、干出亮点。如果每个部门、每个法院都能出亮点,那我们合肥法院的工作就是光亮一片,我们的“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目标何愁不会实现。这也是衡量思想解放的最直观标准。
法官要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西方有句谚语:法律不理琐事,确实是这样,生活不是立法者当时的逻辑预设所能包罗决处的,这也说明司法的边界。然而作为人民法官,司法为民的宗旨不允许我们不理琐事,但我们应掌握“理琐事”不仅仅依靠法律的“智慧”。 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法院担负职责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新时期、新阶段、新认识、新事物叠彩纷呈,在这样一个开放、多变、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有开创法院事业新局面的本领。法官既要懂法治,又要懂政治;既要精通法律,又要化解矛盾,案结事了;既要依法按程序办案,又要寻求最有效的方式,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
     法律总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如果片面强调法律效果,不顾具体案件发生的时空条件,只知就案办案、机械执法,就不可能运用好自由裁量权,案件处理虽然于法有据,但不能赢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民意的支持,社会效果就无从保障,而且,由于司法的公信与权威受到质疑,法律效果也无从落实。我举个案例,就暴露出我们在效率建设问题上、在能力建设问题上、在理念上的偏差。合肥建材一厂两名职工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两名职工原来是季节性的临时工,1998年在建材一厂打工,后一直未在建材一厂上班,2004年建材一厂申请破产,2008年裁决整个破产终结。这个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到仲裁委、又到法院执行,今年判决支付两名职工赔偿工资,并且补办社会保险,主体都不在了,如何赔付啊?更重要的是,全市这样的季节工、农民工有十几万人,如果这个问题照这样判,最后合肥市要拿出70到80个亿。这个案子这样判,并不是说办错了,问题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考虑这是个性的问题还是共性的问题,是否有后遗症,引起翻烧饼的问题以及历史怎麽看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判案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个问题。还有这几年出现比较多的征地拆迁案件,我们也确立了几个原则,尊重历史的原则,尊重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原则以及是否有后遗症的原则,等等。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案件拿到手一定要思考得多一些、广一些。为什么要求法官既是法律专家还要是政治家,什么是政治家?政治家就是你对中国的国情,对合肥的市情要有基本了解,没有基本了解,就案判案就会出问题。
     这种意识的形成首先需要我们法官们克服职业膨胀,彻底摒弃思想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存在的法律万能和唯法律论,建立起不局限于法律职业范畴的的大局视野。我们不仅要有职业意识和专业素养,还要突破机械、片面适用法律条文等职业膨胀的思维定势;不仅成为一名司法者,也要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哲学的研习者,努力洞察琐事后超越法律范畴的深层动因,运用法律职业范畴之外的多种手段,力促琐事在事实上的消解而不仅是程序上的解决,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也是党和国家对司法工作的明确要求,是新时期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殷切期待,是推动建设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
     这里,特别强调法官要妥善处理依法办案和服务大局的关系。能动地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依法办案与服务大局也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一般而言,我们法官办案,本身就是服务大局,服务大局首先要求依法办案;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总是相对原则、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仅仅做到依法办案,不一定就能收到服务大局的良好效果。为了真正做到服务大局,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必须针对具体案情的特殊性,审慎运用好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充分运用政治智慧、人情事理做出妥善处理。这两年,合肥法院审理的很多案件运用“跳出案件看案件,跳出法院看案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运用了宽广的眼界和多维的视角思考案件,用多种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来解决问题,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桃园房产案、三荣大厦执行案、一元钱公交车空调费案,等等。
     可能很多同志抱怨,作为法官,我们的职责只要对法律负责,为何西方的司法制度与政治毫无牵涉?并发出“他们的司法制度才是真正完美的法治,法官才真正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的感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联邦法官选任问题上历来要经历的政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政治主导司法、政党利益影响司法的明证。曾担任美国联邦第七区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的理查德.波斯纳在其所著的《法官如何思考》一书中,甚至明确指出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政治性法院”。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在其所著《最后的篇章》中曾讲到他自己在1980年处理的一个钢铁工会申请罢工案。收到申请后,这位法官加班加点,牺牲周末时间,“从快”做出了不予批准的判决。判决中,他对案件的焦点问题、对引发工人罢工申请的劳资纠纷只字不提,相反,通篇分析的是工人罢工对本国钢铁企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文章、报道常常介绍,为确保“独立”“不受干扰”地作出判决,西方国家的法官都是远离社会,甚至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美国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每年要接待上千名到访的公民,以此了解社会、了解民意。事实充分表明,西方国家的司法并非像他们所鼓吹的那样完全独立、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他们的司法也在为、也必须为大局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为政党利益服务,也讲“政治”,也必须反映民意。
    在工作实践中,要注意发挥审判的职能作用保障大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主动调整司法政策适应大局,要尽可能应用法律的智慧配合大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适用自由裁量权支持大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处理好“参与”与“保障”的关系,把人民法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角色定位与“捍卫者”的职能定位统一起来;正确处理好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的关系,坚持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与宪法、法律至上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实现两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分清是否与定纷止争的关系,选择最佳结合方式。正如孙金龙同志所说:“按规定办事,绝不等于作茧自缚,更不等于削足适履。只会按章办事的公务员并非就是称职的公务员,只有善于提出办法,解决问题的公务员才是优秀的公务员。”“要善于把执行政策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找准政策规范与工作实际的最佳结合点。”

 
Copyright 2005-2013 安徽矿产能源律师网 版权所有
皖ICP备05020297号  EMAIL:13605699786@163.com 传真: 0551- 2586599
地址:合肥蔚蓝商务港E座15层(政务区潜山路与天鹅湖路交叉口东南) 邮编:230071
声明:本网站属于公益性网站,如对刊登的文章有异议,请与我们联系!